一名护士在给患者扎针。视觉中国供图

黄娅丽上任重庆市两江新区中医院护理部主任后，在医院推行的第一项改革是，不再强制要求护士晨间扫床。

晨间扫床，是晨间护理的一部分，从教科书推行到临床，形成惯例——多年来，国内公立医院护士白班的第一项工作，就是给病人依次用消毒湿润的刷套扫床，叠被子、换床单被罩，打扫床边卫生。

但这一惯例因其琐碎、耗时，在一些临床护士间常被诟病。2024年，上任护理部主任时，黄娅丽34岁，在四川知名三甲医院做过11年临床护士，在重庆市两江新区中医院做过2年护士长，她知道病房里早上的时间有多宝贵，觉得护士来扫床，“意义不大”。

在国内许多公立医院，一位护士一个班次要负责10-20个病人。黄娅丽说，在她的医院，在和病人完全不交流的情况下，一位护士做完晨间护理需要20多分钟，略微交流一下，就要半个多小时。病人的治疗集中在上午，要雾化、输液、打针、换药、发药。因为扫床，治疗要往后延。经常发生的情况是，给所有病人扫完床，床头铃到处响。

有时，只是对“传统”细微的改变也需要巨大勇气。黄娅丽知道改革总要承担风险，但她说自己也是“淋过雨”的人。她时常感到，护理行业的形式主义与自我禁锢严重，她总是说：“我们的行业本不必这样。”取消晨间扫床，只是黄娅丽呼吁改变的第一步。

国家卫生健康委在今年护士节时特别提到，各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和医疗机构要按照持续推进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要求，采取有效措施，切实为临床一线护士减负。

2023年5月11日，贵阳，两位护士在贵州省人民医院手术室准备器械。国际护士节前夕，记者来到该医院探访手术室护士们的夜间工作。中新社记者 瞿宏伦/摄（视觉中国供图）

“第一个发现问题的人”

发现一名患者小便明显少了，护士可能会考虑他是否心衰，进而告诉主管医生，要不要给患者进一步查血钾、血钙。

这是黄娅丽任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护士长时，和医生一起查房时经历过的场景。她说，护士往往是病房里“第一个发现问题的人”。护士要通过病人的面色、睡眠、血压、心率等多种情况，判断病人对治疗的反应。黄娅丽希望，晨间护理的时间腾出来后，本院护士可以多和患者交流病情，多和医生一起早间查房，及早开始上午的治疗。

取消了护士的晨间扫床任务，她申请为每科室设置一名固定护工，早上检查床铺整洁度。

在山东某三甲医院，工作一年多的护士张美心对晨间扫床也颇感无奈。她工作的科室里，晨间护理被要求在半小时内完成，3名护士负责整个病区的床铺整洁卫生。在第七版《基础护理学》中，晨间护理的作用之一是“进行晨间交流，询问夜间睡眠、疼痛、呼吸情况、肠功能恢复情况和活动能力”。但张美心说，除了简单打招呼，在这个过程中，她没有时间和患者说更多话了。

100多年前，在现代护理学奠基之作《护理札记》里，南丁格尔说，“观察不是为了堆积信息，也不是为了发现有趣的事情，而是为了拯救人的生命。”

南丁格尔还指出，病人其实是无法准确、如实描述自己的：“一个人总是说自己很难受，所以，医生每天都会围在他身边；另一个人总是说自己很好，所以医生没有发现，他的身体在一天天变差，一个星期后就死亡了。”她说，这两个她见过的案例中，护士都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

观察、了解，都需要时间。

2023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印发的《进一步改善护理服务行动计划（2023-2025年）》是最近两年护理行业的重要指导文件之一，其中要求，二级以上医院全院病区护士与实际开放床位比不低于0.5∶1，也就是说，二级以上医院，理想状态下每个护士只对应2个病人。

另一个数据是，安徽省政协委员、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任医师姚淮芳2023年根据公开数据测算，全国护士缺口接近400万人。

人力缺口下，临床护士的时间要以分钟计算。

而一些护士感到早上的时间在被浪费。

护士蔡洁在北京某三级康复医院工作了十几年。她记得，十几年前，早班8点，她只需要7点50分来到交班的办公室。现在，她需要7点20分就抵达，这是因为早上的会越来越长，传达各项文件，夹杂各种培训——包含消防安全、防诈骗教育、患者临终信息保护、行风建设等事项。每项事务有一个月或一个季度培训一次的要求。她正式开始治疗的时间，一般是8点50分。

2025年年底，她的护士长数了数，今年全科室的护士需要签字的各种培训达到240多次。

张美心的医院里，患者早上7点40分可以开始入院登记和出院结算，在护士站进行。但经常发生的情况是，患者要站在外面，等他们开会结束。

在她工作的科室，护理查房也在早上，一个星期2次，一次约10分钟。“我能接受护理查房，但我接受不了太多的形式主义。”张美心说。护理查房由本科室护士参加，目的是交流特殊病例与护理方法。在她看来，需要集中讨论的特殊病例没那么多，一周出现不了两次，同事们没什么病例可讨论，只能从网上找一些理论分享——也很少去床旁了解病例，而是读PPT。

西南地区某精神专科医院护理部干事刘兴兴告诉记者，该院护士早上发完药，第一项工作是填写病房里的物资交班表。物资交接表装满两个文件盒，一把钥匙也需要书面交接。这两盒表格每次交接都要签字，白天要被拿出来3次，晚上被拿出来2次，一天有5次签字，每签一次要约20分钟。

她说，这些表格在迎接上级检查时，能证明病房物资管理制度成熟，有体系。“你有交接记录你才会有证据。”

黄娅丽在自媒体公开呼吁推动医院护理管理改革。她的账号很快成为护士和护士长们“倾诉”的空间。从这些倾诉中，黄娅丽才知道，一些医院对护士的管理，比她见过的医院更严苛、教条化。

171年前，南丁格尔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混乱的战区医院，要从无到有地建立一个护理制度，她第一个着手解决的问题是卫生，给病人洗澡，更换床单，定期清理便盆，修补破损漏土的地板，雇佣洗衣工定期洗衣服与床单……

而一个多世纪之后，当护理成为一个成熟职业，困扰一位中国临床护士的问题却是，医院对干净、整洁的要求有点过度了。

以“晨间护理”为例，在一些医院，这一环节要求病人的床头柜只能摆3样东西，如水杯、纸巾、手机；病人的被子需叠放整齐，所有物品放进柜子里，垃圾桶里不能有垃圾。“像军训一样”，张美心对记者说。

在刘兴兴的医院，护理部要检查病人的指甲。她介绍，要求护士给病人剪指甲，是“基础护理”的一部分，目的是体现“人文关怀”。这家精神专科医院只有21名临床护士，去掉2名护士长，19名护士要轮换白夜班，护理170多名有不同程度精神障碍的患者。

在长沙一家知名三甲医院，一位曾在产科住院一周的产妇对记者说，每天早上6点半开始，会有3拨人来催促“收东西”，但病房没有足够的柜子收纳。“产科本来也特殊”，需要摊开的纸尿裤、吸奶器等物品很多，但按照原则，所有台面上都只能放一包纸巾、一个水杯。她觉得产妇和新生儿需要更好地休息，而不是“早上7点不到，被人冲进病房扫视检查还要不停回应行动起来。”“收起来藏起来等到查房完毕。”她后来也没办法，只能在每次催促的时候应付说“马上收”。

在河南某二甲医院，一名护士说，医院有6S（指整理、整顿、清扫、清洁、素养和安全，一种发源自日本的管理方法——记者注）的管理制度，根据这一要求，护理部甚至会检查护士值班室里“水杯是否摆放整齐”。

也有人说，要求桌面只放2-3样物品，是为了抢救等紧急情况发生时有足够的空间。但几位护士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介绍，大部分可能需要抢救的病人，周围已经放好了仪器。蔡洁觉得这些整洁要求有好处，病房人多，要求严格，整体环境才能好，而且晨间扫床可以帮助护士发现遗漏在病床上的物品，如针头等危险物品。

一位受访的医院护理部主任则说，她觉得任何管理方式都不能走向“偏激化”，要考虑某种情况发生的概率，考虑有限时间分配的性价比。

2018年5月6日，合肥，国际护士节前夕，摄影师走进眼科病房，记录了一位85后护士妈妈一夜的工作情况：值班日均行走2万步，手动为患者滴近千次药水；忙完工作，想孩子就一个人拿出手机。视觉中国供图

流程

护士的时间是被一项项繁琐而细微的小事偷走的。结束晨间护理、开完会，护士早上的工作正式开始之后，还有许多表格要填。

今年10月，在北京友谊医院住院部，一位患者家属找护士借笔，发现每个护士的口袋里都别着四五支笔，各种颜色。她也注意到，病房门口有个电脑，一直有护士在埋头书写。

“必须要把所有事情都落到书面上。”张美心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书写，已经成为护士工作中的负担。

黄娅丽注意到书写负担太重的现象，她曾带着护士一起去和电子系统开发厂商谈，提建议，优化流程。

书写有纸面的，有电子的。书写内容很多，护理记录、评分表、各项操作的记录表、各项仪器的数值、医嘱执行单。

蔡洁说，给患者吸痰一次，在30秒内完成，但每吸一次要写一个评估表，包括时间、操作方式、痰液观察特征等。

蔡洁和张美心的医院都使用了PDA，这是个形态像手机的电子设备，其中运行着电子护理系统。PDA全称为个人数字助理，根据中国医院协会信息专业委员会发布的《2023-2024年度中国医院信息化状况调查报告》，在覆盖全国710家医院的样本中，部署PDA的医院占比约62%。

在蔡洁的医院里，PDA上线后，起到的主要作用之一是记录病房巡视数据。

《综合医院分级护理指导原则》要求，护士要按照病人的护理级别按期巡视病房，查看病人情况。一级护理，一小时巡视一次；二级护理，两小时一次；三级护理，三小时一次。

现在她的医院里，分级病房巡视被量化成一天多次的扫码数据，要护士在规定时间内，拿着PDA设备到病房扫描患者手上的腕带——医院要求巡视数据100%达标。超出时间了，护士的名字会变红。超时不会扣钱，但会被批评。

病房巡视堪称一项伟大的制度，南丁格尔“提灯女神”的称号就由此而来。晚上8点后，为了病人休息，她禁止护士们进入病区，但她会提着一盏油灯，挨个巡视病人。有病人看着她的影子安心睡去。

但蔡洁说，她感到过度精细化的要求，让她和患者的交流时间反而被压缩了：“去到患者那个地方，就是为了完成一个工作。”“你好，你叫什么名字？李明是吧？好，我扫一下您的手腕带。啪。下一个。”

有一次，患者不会用智能设备点餐，让她帮帮忙，她说等她扫完这一圈回来帮。扫一圈回来，已经过了点餐时间，患者只能想办法让家属带饭。“挺抱歉的。”她说。

过去在病房中，有时输液、打针、处理病人琐事过程中，就已经巡视过病人，但现在在蔡洁医院的PDA系统中，打点滴、换药、巡视，都要分成不同的程序，分别扫码。护士秦孟川在深圳一家公立三甲医院工作，她举例，一针液体十几分钟到半小时可以推完，但全程需要扫7个码才能完成。结束也需要扫码，要记录下是谁拔的针。

在谭晓琴工作的重庆市两江新区中医院，PDA主要应用在核对药品等场景，没有给她造成太大困扰。

这是一个被多位受访护士称赞的功能。

12月，蔡洁给病人输液扫码核对药品时，系统发出报错警报，提示她配错了药，这是给另一个病人的。她感到很庆幸。虽然她也会再核对，但系统比她更早发现。

黄娅丽也觉得这种信息化工具本身是好的，关键看如何利用。

偷走时间的不是新技术本身。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这种“数字增负”现象是数字技术应用不当或滥用、误用导致的。

而技术和制度的关系需要反复调整、磨合。在国际上，“DocBurden”（文书负担）已经成为医疗信息技术领域的术语，指卫生专业人员在临床工作中因文档任务而承受的负担。

一份丹麦报告显示，许多护士认为电子护理系统“干扰了他们直接与患者相处的时间”。近几十年来，美国98.3%的医院采用了电子系统。一项该国的研究表明，护士在平均为12个小时的轮班中，要记录631至875个数据条目，相当于每分钟约1个数据条目。

基层减负

护士要写的不只是与患者相关的记录。

在深圳某三甲医院工作的秦孟川说：“护士不光要会护理，还要会管理。”

她说，科室里不同护士要负责科室的某几项制度或行政事务，例如输血制度、不良事件上报制度、消防安全、网络安全制度。秦孟川感到，好像无论什么都要做一个“制度”出来。并且要定期整理资料，写制度的整改方案，“没有问题也得想一个”。

马亮长期关注基层行政负担、公共部门的繁文缛节现象。近两年，他从自己看病的体验中感到医院的行政负担很重，并在北京多家医院进行了调研。他说，作为病人，“你的感觉就是你不重要”，重要的是医护人员要完成行政审查的任务。

马亮认为，医院当然应该被监督，但监督的侧重点在哪、方式怎么优化，很值得讨论。

在蔡洁的科室，如今有20多个查册，装进文件盒，对应各项制度、培训，分配给不同的护士负责。她记得十几年前工作时，一个科室最多有一本制度手册，都写在一起，现在要把每个制度分开装订，细化。

这些制度和查册，可以衍生出更多任务。张美心来到医院一年，已经见过科室的护士表演过1次小品，1次话剧。也是从专项制度来——一次关于防跌倒，一次关于疼痛。节目不是表演给患者看，而是领导。护士要自己写剧本，张美心有同事上夜班还在背台词，下了夜班去表演。

刘兴兴介绍，各项护理“制度”会作为一项工作被上级检查。她在一份医院等级评审操作手册中看到，“有患者健康教育制度”可以得分，未建立制度不得分，制度有缺陷扣0.1分。

跌倒率是护理工作评价中的一个常用数据，患者跌倒是护理不良事件中的一类。防止跌倒本身的活并不重，让护士们头疼的是跌倒衍生出的文件、流程。

张美心记得，有一次，有位护士按时巡视、提醒，但患者晚上上厕所，还是跌倒了，脸缝了几针。家属很感谢护士及时发现，但这被作为不良事件上报时，护士要填表，写整改措施。按规定，科室里负责不良事件上报制度的护士，还要进行8周的“跟踪”，8周中，每周都要写出“措施”，例如，要写本周给病人做防跌倒宣教。但预防病人跌倒的措施并不复杂，已经被强调了多次，宣教也只是日常工作。

马亮在多家医院调研时，还注意到医疗系统的“层层加码”问题，国家卫生健康委，到省市卫生健康委，到区卫生健康委，再到医院，要求越来越严，要求的数据颗粒度越来越细。

刘兴兴说，卫健部门要求该院作为二级医院要达到一定水平，例如优质护理要达到95分。护理部要根据这来制定本院的标准，一般会比这个分数高。

马亮将压力的层层传导形容为“击鼓传花”。最后压力转移给了一线医护人员。

不过，“击鼓传花”有时候最后一环是患者。

由于一些上级检查时会提问患者，检查护士宣教是否到位，例如询问责任护士叫什么名字。在山东某三甲医院，张美心和同事有时会把问题打印成小纸条提前交给患者，哄着患者记一记。“人家是在帮我们忙。”在临床实际中，责任护士每天都在变，记名字意义不大。

马亮认为，应该把公立医院也纳入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关注范围，改变落后的检查形式。他介绍，当前这项工作主要在政府部门进行。

2025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该文提到，严控对基层督查检查考核总量，改进检查的方式方法。

前述河南某二甲医院护士介绍，该医院临床护士面对的检查种类多，频率高，而且检查形式生硬，例如检查制度掌握情况时，只是说出来是不够的，需要按照书面表述熟练背诵，例如：“在科主任的领导下，病房管理由护士长负责，科主任积极协助全体医护人员共同参与……”如果不熟练，需要去护理部重新背诵。据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面向十几家医院的采访，这种要求当班护士背诵制度的情况并不少见。

“没有开心的护士，就没有满意的患者”

蔡洁在临床工作了20多年，一直很喜欢和患者打交道。但她说，现在一个8小时的班次里，她真正能“给病人的时间”不到一半。

马亮认为，应当厘清医护人员的职责边界、医院行政工作和专业技术工作的界线。“都应该是很明确的。”他做过许多关于基层减负相关的研究，他说，当一线人员感到没有精力放在直接服务对象上的时候，就说明基层负担过重了。

“没有开心的护士，就没有满意的患者。”2025年3月，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十堰市太和医院护理部主任李龙倜在接受采访时说。

近年来，国家卫生健康委多次发文提到，要给一线医护人员松绑减负。

黄娅丽做了护理部主任后，降低了本院护士理论考试的频次，她还把每个月护理部培训改成了线上，减少占用临床护士路上的时间。理论考试方式也有调整：题库内容更贴近临床。

但她觉得这注定是一个要终身学习的行业。她很重视护理查房，这是“针对你本科室常见的重点疾病”。她建立了“四型三阶梯”的培训方法，让护士选择一条成长路径，如专业型、科研型、创新型、管理型。每个路径，她在医院寻找资深者担任导师，排课程出来，护士自由选择感兴趣的培训。

黄娅丽也改变了医院内部的检查方式。不再在夜班时抽背护士制度、条例，在该院，夜班护士有时一个人管三四十个病人。她觉得，这种情况下给护士加压，只能起到反作用。夜查房检查变成了这样的形式：提醒隐患，帮助解决。例如，看到护士正在配液体，没有贴标签，被其他事务打断离开，回来接着配。遇到这种情形可以提醒：这样很容易出错。

相应的变化是，2025年，重庆市两江新区中医院患者对护士投诉数量比去年降低。

北京大学护理部副主任邓俊在一次演讲中说，“救人一命你是英雄，救一百条命，你是一个护士。”

大约3年前一个深夜，谭晓琴值夜班，听见病房传来一声人倒在床上的声音。她赶快过去看，这是一位慢阻肺患者，她发现病人反应迟钝，马上让人喊来医生。几秒钟的时间里，病人瞳孔散大、失去意识，血氧饱和度急剧下降。当时只有插管和吸痰两种处理方法。但病人家属说，不想再插管了，“觉得病人已经很痛苦了”。

医生和家属都准备放弃了，但她仍持续给病人吸着痰。

她其实也没把握。但这位病人在科室住了很久，她知道他长期咳痰困难。平时她也经常喊病人名字，在这次昏迷的时候，她持续呼喊病人名字时，有一瞬间好像看到病人眼睛眨了一下。“他如果不是眨了一下眼睛，可能我也会放弃。”

吸痰持续近1个小时后，病人慢慢恢复了意识。

后来，这位病人出院，当天她不在，出院前，患者家属留下一把折叠凳子，告诉当班护士“我专门留给晓琴”。谭晓琴听到这句话哭了，她有一天随口提了一句，这个凳子“很适合春天的时候去露营”。她没想到被家属记住了。这把不到10块钱的折叠凳子现在还被她放在家里。

还有件事她“终生难忘”。科室里曾有位78岁的重症肺炎患者，伴有脑梗死、阿尔茨海默病，一度用上了最高级别的生命支持。有次下班前，她去看这位病人，感觉不太对劲，以往，调整氧气浓度参数和吸痰后，患者血氧饱和度会上来一些，但这次没有。她马上联系医生，说请ICU医生来会诊，提醒医生，今天必须转到ICU去，不然她担心患者过不去这个夜晚。

后来，这位患者转回科室继续支持治疗。一开始他绝对卧床，完全不能自理，后来他可以缓慢坐起来了，可以在家人的搀扶下步行到走廊了，再后来，他能缓慢地独自行走了。这位“黄爷爷”做了气管切开，不能说话。他和医生、护士用眼神交流。能走路后，他总是来护士站周围转转。有一天，有护士给他拿了纸笔，告诉他可以试着写写自己的名字，锻炼手指关节。

“黄爷爷”曾是位语文教师。有护士看见他倚靠在护士台上，左手按压着那张纸，右手缓慢在纸上挪动着。等“黄爷爷”终于放下笔，护士们凑过来，看见他写了许多“恩”字，歪歪扭扭，像小学生刚学写字的笔迹。前两个“恩”字是不完整的，被涂掉了，谭晓琴猜，“黄爷爷”是想了一会儿，才想起这个字怎么写。

虽然工作很疲惫，“可能（只需要）一个瞬间就觉得值得。”谭晓琴说。（采集：王艳东、张迪、卢秋月  编辑：李一  来源：北青网）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蔡洁、张美心、刘兴兴、秦孟川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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